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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民 族 体 育 (一)(作者授权)
2012-3-23
  作者: 云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饶 远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刘 竹 

                       目 录 

    一、引 语 

 二、源远流长的云南民族体育 

1  、劳动技能提炼出的民族体育 

2  、战争烽烟熏陶出的民族体育 

3  、“人神交流”中产生的民族体育 

4  、民俗活动延伸出的民族体育 

三、形式多样的云南民族体育 

1  、风姿绰约 , 特征鲜明 

2  、种类丰富 , 百花竞艳 

四、迈向新世纪的云南民族体育 

1  、为全民健身活动添异彩 

2  、为“奥运争光计划”建功勋 

3  、为旅游大省建设谱新篇 

4  、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作贡献 

五、附 :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分布情况简表 

六、主要参考文献 

七、后记 

          一、 引 语 

走进云南,你会发现,彩云之南的这片土地,不只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还因为有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从这个角度讲,云南还是一个奇异的体育王国。最最古老的人体运动,依然在这里神奇地焕发着生命的光彩;最最惊险刺激的人体运动,在这里却像家常便饭一般的普通;最最美丽的形体舞蹈,在这里可以说随处可见…… 

说起云南体育文化的孕育发展,必须一直追溯到那莽荒的远古时代。众多的岩画及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它的孕育既艰辛又神异。独龙江边的甩石、溜索,诉说着它古老的故事;狩猎的祭典、山寨的秋千,讲述着它那不平凡的经历;扑朔迷离的羽舞、神秘的幻人,展示着它那与众不同的风韵;浪漫的丢包、火一样狂烈的跳月,挥洒着它靓丽又迷人的风采…… 

它从劳动中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高山的质朴,带着原野的活力。它从森林中走来,悬崖磨砺出它的矫健,猛兽磨砺出它的剽悍,激流磨砺出它的无畏,丛林怪石磨砺出它的智慧。它从战争的烽烟中走来,这里有摔跤场上的“大力士”,这里有草原山地上的“飞毛腿”,这里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武林高手”。它从神圣的祭坛上走下来,它是人神交流的结晶,它是美丽幻想的再现,它还是死者魂灵的慰藉。它原本是蕴藏于生活中的民风民俗,使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有趣、更快活,使爱情更美丽、更烂漫。藏家的赛马迎亲会让你大开眼界,傣家的蛇拳、象牙拳会使你无限神往,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会让你留连忘返,彝家的磨秋会带着你飞向那湛蓝的天空…… 

在这个神奇的体育王国里,你会惊奇地发现,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它的美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而产生的美。热爱自然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共性,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共识,在大自然启迪下创造出的民族体育活动,焕发出美的奇光异彩。这里有充满阳刚之气,热烈奔放的弦子、锅庄,有强健、勇猛的景颇刀舞,有惊天动地的牦牛赛,剽悍之美,震动着大山与草原。这里有基诺少年活泼可爱的“佐交交麦”,有基诺青年英姿飒爽的大鼓舞,有拉祜族灵活柔美的芦笙舞,矫健之美令人心旷神怡,青春勃发。这里的江水湖泊上龙舟竞渡,竹排冲浪,独木划水,无畏的勇士;中击江河,浪遏飞舟。 

在这里,动物王国的所有成员,都是人们学习的对象、热爱的朋友。鹰是纳西猎人的好伙伴,健壮的牦牛是人们崇敬的神灵,还是劳动的好帮手。青蛙帮壮家带来了甘霖,带来了丰收;群乌呼唤白族人民烧荒、翻地、播种、收获,是白族人民心目中的天使。热爱万物的云南各族人民跳起白鹇舞、孔雀舞、麒麟舞,练起孔雀拳、马鹿拳,仿生与人体,在这里完美地融为一体。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正是用这些独特的表达方式,诠释着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好启示,展示着人与大自然其乐融融的动人一幕。 

在漫长的过去,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体育文化,曾发挥了巨大的文化教育作用,既体现在物质方面,也体现于精神方面。如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有功能、交际功能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推动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加速了民族经济的腾飞,为旅游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在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在奥运圣火更加光彩夺目的明天,古老的民族体育文化将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二、 源远流长的云南民族体育 

  劳动技能提炼出的民族体育 

1  .采集生活中孕育的民族体育 

劳动是人类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也没有文明,当然也不可能有人为文化形态之一的体育活动。劳动是体育的最终源泉。 

云南少数民族多半生活在边疆僻地,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来说较为艰险。面对崇山峻岭,濒临深谷急流,他们要对付多变的气候,频繁的灾害。所以,当他们要维持自身的生存繁衍时,就必须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就必须采用更为丰富多样、更富有民族特征的生产手段。因此,云南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运动技能知识。 

在先民的各种生产活动中,采集是最为原始的生产手段,也是人类维持生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今天,很多地方仍然要靠采集来取得部分生活资料。采集虽然是最原始简单的生产方式,却需要高超的运动技能。最简单地说,果实长在树上,不会爬树如何采集 ? 生活在高山密林深处的哈尼族人民,多有爬树的特殊技能。每逢节日,人们还要举行爬树比赛。他们比赛时所选的树不仅树干笔直,还要修枝打磨光滑。比赛时赤足上树,先到顶部者为胜。还有一种比赛方法是,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划定一段距离,两人上树相互嬉戏打闹追逐,先爬到规定距离者即为胜者。类似的比赛还有景颇族的爬油竿和傈傈族的爬绳。 

爬树、爬竿、爬绳、攀岩 等,是原始先民在最初的采集生产活动中锻炼出的劳动技能。最初是求生的欲望,促使人类不畏艰险地去做着这一切的。为了攀上悬崖,独龙族人常将一棵高大的树木砍倒,斜靠在绝壁上,在树干上砍出若干斜口,助人攀援。有时又用野藤编成绳子,打上结,垂悬在绝壁,以便人顺藤而上攀到崖顶。为了掌握这些生存技能,独龙族人从小就必须训练。成年人也常带孩童练习滑溜索,攀悬崖,帮助他们掌握要领,提高身心素质。为了考察学习锻炼的成果,滑溜索就逐步发展成了比赛。这样的比赛,最初的目的只是考核人的生存技能,逐渐地比赛加进了技巧性、审美性。人们在过溜索时不是为了运载货物过江,而是比谁的姿势优美,比谁的技艺惊险动人;在攀藤比赛时,目的也不是能采到燕窝、果实,而是为了比赛谁爬得又高又快,能够技压群雄,获得心上人的青睐等等。当比赛已不是为了获得生存的物质,而是为了追求一种荣誉感,为了获得他人的信任、好感、爱慕时,原始采集劳动技巧的比赛便悄悄地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向着以荣誉、美感为核心的体育活动转化。 

在云南的山地民族中,爬树、爬竿、爬绳、荡秋千一类的比赛十分普及,这与他们早期的采集生活息息相关。此外,山地民族中盛行的登山比赛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云南苗族的登山赛跑活动历史悠久。明景泰《云南图经书志》载:“土人于每年朔望日,合同村之人各具素饭从以时果,相率登山顶陈献跪拜祝日:‘时和岁丰,国泰民安。'献毕,各人饭果相邀,共食之而散……”又有《禄劝县志》载:“花苗……男子于山中逐女子,如逐鹿般,逐而得之,女子诺,始告父母聘媒撮合,说此事。”登山和善长快跑,原只是人类为获得生存物质而进行的活动,自然地又逐渐成为男婚女嫁的择偶标准,演化到今天,才变成了运动员展示自己强健的体魄、耐力及技巧的项目。人因生存而劳动生产,从而获得了某种技巧。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这些原始劳动技巧的生产功利性逐渐减弱,但其中包含的审美因素却进一步萌生发展,古老的劳动技能就在这样的转化中被重新注入了生命力,流传至今,魅力无穷。 

勇敢、无畏、坚韧这些品格并非是人天生所具有的。然而,原始的采集劳动使人类不得不面对着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为了生存,必须要爬上树梢摘取果实;为了生存,必须跳过深涧,越过急流,攀上悬崖。正是采集生活中战胜自然的体验,磨炼出了人类的智慧与矫健,陶;台出人们勇敢、无畏、坚韧这些可贵的品质,这正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具魅力的内核。傈僳族的刀杆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傈傈族的刀杆节,在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举行。清晨,当雾霭渐渐消散,群山从黛青色的怀抱中苏醒过来时,赶节的人们已陆续到达聚会地。山坡上站满了盛装的男女老少,只见妇女头上的绣花包头在眼前晃动,耳环、项链、手镯在阳光下闪烁。下午,链锣声中,草坪上烧起了四堆 j 中天大火,人们还站得老远,就可感受到火焰炽烈的威力。赶节的人们蜂拥到这里,围成圈。一位长者高声宣布道:“刀杆节开始 ! ”话音刚落,几个壮汉跳进了火堆。他们赤着双脚,跳溅起无数火星,间或躬下腰去,用手捧起烧红的火炭,飞快地在脸上擦一下,又放到手掌心搓着揉着,居然眉不打皱,眼不眨……“呀格 ! 呀格 ! ”观众爆发出一阵阵震耳的喝彩声。链锣越敲越响,表演者就越跳越猛,越跳越欢。这就是“下火海”。它是“上刀山(杆)”的前奏,表演者必须经受住火的洗礼,否则就没有资格上刀山。 

次日早晨,纵然是云盖林海,细雨蒙蒙,也减不了傈僳族人民对刀杆节的勃勃兴致。人们一大早就络绎不绝地从几十里路远的山寨赶到节日聚会地。只见草坪正中,几个彪形壮汉正有条不紊地绑着刀杆。他们把两根二十多米高的树杆像梯子一样并在一起,中间用 36 把磨得锋利的长刀做横档,紧紧绑在树杆两端。正午时分,在一片欢呼声中,刀杆竖起来了,四周也用鸡血藤牢牢固定完毕。在锣鼓、鞭炮声中,几名下过火海的汉子,身着大红袍,头戴蓝布帽,飞快地奔到刀杆下。他们用双手抓住刀口,双脚踩住刀刃,鱼贯而上,飞鸟般轻盈,猴子般敏捷。“呀格 ! 呀格 ! ……”最后,表演者在刀杆顶上点燃火炮,冲在最前面的做个倒立姿式,然后把五面小红旗朝着五个方向插上。最后,勇士们齐聚杆上,向观众做一个精彩又惊险的高难度亮相动作,宣告表演结束。随后,人们围起一个个舞圈,盛大的节日集体舞会开始了。 

2  .狩猎生活中孕育的民族体育 

渔猎是人类最为原始的生产方式之一,由于它需要具备对自然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复杂的技能,它的产生应比采集稍晚一些。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以渔猎,特别是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差异,各民族的渔猎方式多种多样,各有千秋。渔猎生活不仅使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大大扩展,使人能生活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和更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之中,并且还促使人类发明了叉、网、弓箭、弩箭、弹弓、标枪、流星等等花样繁多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中,特别重视弓箭的发明这一人类社会的新事物。他们认为,弓箭的发明使人的手臂一下子延伸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生产率大为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大多都擅长使用弓、弩、弹弓等弹射类工具进行狩猎生产活动(图 1 )。特别是射箭、射弩的技巧,更为人们所重视。在云南彝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瑶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中,至今都还十分广泛地举行 

射弩的比赛活动。 

弩由弩身、弩弓、弩弦、弩机、弩箭组成。弩身一般用坚硬而不变形的硬木为材料制成,如黄栗木、红栗木、秋木、青水木等;弩弓用崖桑木等制作为最好;弩弦用牛皮条和麻绳制成;弩机的材料花样繁多,有用野牛角的,也有用硬木的;弩箭一般用硬竹制成,至今十分流行,主要用于老人们放牧时驱赶牛、羊群,小孩子平日嬉戏玩耍。小伙子们逢年过节时也经常进行弹弓比赛,以任何一个小目标做靶,击中目标最多的就是胜利者。 

掷石子,是人类未发明弓箭时所用的最为原始的狩猎方式,每一个民族的祖先都采用过这种原始的劳动方式。道光《大姚县志》描绘当地的山地民族说,(他们)“居高山陡壁,其上下如飞……善掷石,投数丈之外,发无不中……”。直到今天,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节日里还要举行掷石比赛。人们找来一些大小、重量大致相等同的石头进行掷远或掷准比赛,既热闹又有趣。流星的前身其实就是“飞石索”。人们在狩猎时,用藤索系上石球,抛掷出去,缠击野兽,将其擒获。逐渐地,石球成了金属球,狩猎的劳动工具成了兵器。彝族的流星全套由七至八个动作连接而成,分别可由前后、左右、上下各方打出。若是舞动起来,周围两三米的地方对方均无法靠近,舞者可进而击倒对方。流星的运动方法以缠、抛、抢、扫为主,要求演练者做到缠绕抛抢,收放自如,软中见硬,力点准确。老武师们是这样说的,“巧打流星顺打鞭”,可见流星用的是巧劲。流星还有一个特点是体积小,缠在身上不易被对手发现,便于向对方突然袭击。所以,古时的流星是武术器械中的暗器。这种器械十分难练,若未掌握其运动规律和习性,很容易碰伤自己,因而初练时绳索一端要先用小沙包代替,熟练后才可换成金属球。练习流星要求有高度的灵活性、协调性及爆发力等,更要求颈、肩、腰关节的灵活,适合于青少年练习玩耍。 

综上所述,狩猎这一生产劳动,一开始就向人类提出了高度的挑战:如何追上比自己跑得更快的野兽 ? 如何制服力量比自己强大的猛兽 ? 劳动锻了炼了人的体魄,更升华了人类的思维,弩箭、掷石、流星的发明不光延伸了人类的手臂,还使人类找到了制服凶猛野兽的巧妙办法。最初这一切的发明,只是为了获取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食物,进而为了更好地提高劳动技艺,而有了最初的弩、箭、弓、掷石的比赛。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不再完全依赖于狩猎活动后,竞赛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它成了力与美的展示与竞争,也是技与巧的表演,目的已不再是获取野兽,而是得到他人的敬慕或是姑娘的爱情。 

3  .农耕生活孕育出的民族体育 

在干百次的采集劳动中,人类逐渐发现并掌握了粮食作物、蔬菜、瓜果等生长的规律后,农耕劳动才逐渐成为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活动,并因此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更因此产生出与之相关的丰富多彩的节日和体育活动。 

哈尼族的捉蚂蚱节与其农耕劳动的关系更是直接的。盛大的苦扎扎节刚过,为了让开始抽穗的稻谷茁壮成长,哈尼族又有一个特殊的节日——捉蚂蚱节,作为除虫灭害,保障丰收的农事活动。过节时,全寨人马齐出动,个个精神抖擞,穿戴精悍,腰挎竹筒涌到田里捉蚂蚱。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当每户人家捉够一竹筒(约 1000 克 )后,他们就把捕获的“敌人”一只只地撕成五份,然后又分成五小堆:头一堆、腿一堆、身子一堆、屁股一堆、翅膀一堆,再用划开的竹片依次夹起来插在田埂上和排水沟旁,以此对其他的蚂蚱等害虫进行恫吓。据《蜡辞》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古老的《蜡辞》与同样古老的捉蚂蚱节告诉我们,开始农耕劳作的人类先民,早已认识到了保持水土、防虫除草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人们以为自己的语言是有魔力的,于是就有了《蜡辞》这样的咒语式的“诗歌”,并且他们又亲身付诸实践,捉蚂蚱除害。在农业科技逐步发展以后,捉蚂蚱节依然被保留沿袭下来,这时的捉蚂蚱除了消除虫害以外,还具有了娱乐身心的性质,逐渐地转化为一种民俗活动。 

打扁担是云南广南县壮族特有的传统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打扁担是从当地壮族人民的生产劳动中演变而来的。古时,秋收以后,人们用一段巨木,在中间挖槽(或凿石槽),在槽中放上稻谷,用木杵舂打。打时每边站五人,男女间立。他们在敲打中不时地敲击槽边,发出有节奏的敲打声,以协调动作和消除疲劳。这种劳作逐渐地演变为一种文体活动。每当春节到来之时,人们就以“打春堂”的形式来庆贺,木杵变为扁担,舂米槽上敲打的木板变成了长凳。壮族村寨的打扁担,要从初一打到十六。这一般是妇女的活动,人数 4 、 6 、 8 、 10 不等,以双数为宜。打扁担时,大家围在长凳两边,每人手拿一只扁担,双手握在扁担中部,按照传统的节奏用扁担敲打长凳。当然,打法也变化多端,但表现的都是栽秧、打谷、舂米、车水、织布、赶牛下田等劳动的过程,并且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表演套路。传统的套路就有“打春堂”、“大团圆”、“全家乐”、“庆丰收”、“栽秧”、“车水”、“打谷”等。当人类从松散无序的原始群进入到有初步组织的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其行为即开始纳入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其成员将会被告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事该怎么做等等。当然,组织化的社会体系,也必须将丰富多彩移洳生产经验程序化,并传授给组织的每一个成员。原始的劳动古歌,如前所述的《弹歌》,是用语言传授生产劳动经验,传授弓箭选材、制作及使用的方法,而打扁担一类的活动,则是用音、形传授生产劳动经验的。类似的舞蹈还有土家族的“毛谷斯”舞、瑶族的“兴郎铁久”舞等。最初,这样的舞蹈是纯功利性的,目的只为传授生产经验或减轻劳动强度,协调劳动动作。逐渐地,其中的娱乐性、审美性因素取代了功利性。许多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就是这样诞生并传承下来的。 

战争烽烟熏陶出的民族体育 

1  .战争与体育技能 

战争,既为人类带来了灾难,也为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希望。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既毁灭又创造。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集体行为,也是一种集社会矛盾于一身的复杂现象。原始时代的部落战争,奴隶社会时期的部族战争,封建社会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和现代国家之间的种种战争,都大大改变了历史,创造了历史新的一页。在战争中,人们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世界,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在战争中,人们竭虑尽智,创造了数不尽的新生事物。在古代社会,战争关平乎个人与部落的生存。并且,与生产劳动相比较,战争的意义还更为直接、更为明确。在生产活动中,一次偶然的失败,还不至于丧失生命,不会对生命产生致命的威胁。但战争却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它要以杀害人的生命来达到各种目的,它只以死活来决定斗争的输赢。生产活动允许尝试,失败也可补救,但战争的任何一次失败,都将以生命为代价而无可挽回。当然,一个部落的失败将意味着一个部落的灭亡。因此,在远古时代先民的心目中,生产劳动或许还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们周围的自然世界里并不缺乏食物的来源,他们最担心的应是来自外界的伤害。有洪水、烈火、狂风、暴雨等自然界的伤害,也有来自他人、他部落的伤害。随着生产技能的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更为显著,对来自自然的伤害也能较好地应付。但随着部落兼并战争的白热化,人们开始将过去生产活动中所掌握的种种劳动技能转化成为战争手段,用于对付野兽的种种办法被用于对付同类,所有可以杀害生命的方法、技能都被用于战争之中了。 

古代战争不仅是人类智慧的较量,也同样是人类体能和技能的拼搏。古代战争的最终胜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来决定的。所以,在古代,人体能力的强弱高低以及技能的高下要比智慧更为重要。人们为了自卫或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经常锻炼格斗和技击的本领。鉴于这~需要,人们逐步创造、完善了许多竞技项目。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告别了战争的残酷与野蛮,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逐渐变成纯粹体能与技能的较量,实现了目的、感受和规范上的转向。云南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较,不但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而且还遭到更多的欺凌与杀戮。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云南的少数民族更注意锻炼格斗和技击的本领,更注重个人体能与技能的培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云南少数民族具有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 

2  .战争拼搏的产物一一摔跤 

摔跤是最早产生于战争的体育项目之一。在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中,人们手中的石制刀斧过于笨重,在短兵相接之时作用不大,于是徒手相搏就成了制服敌人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传说中蚩尤是一个“铜头铁额”,“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的氏族,非常勇猛。在与轩辕黄帝为首的氏族战斗时,蚩尤抛弃木石兵器,与黄帝的士兵徒手相搏,尽情地展示了他们“角抵”的本领。虽然蚩尤最后输给了黄帝,但“角抵”这种本领却传了下来,人们称之为“蚩尤戏”。从那以后,“角抵”(或“角抵力”)就逐步地流传开来,这就是今天的摔跤运动。 

摔跤在云南省的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民间都很盛行。特别是路南、晋宁、宜良的彝乡最为火爆,这些地方被人们誉为“摔跤之乡”。彝族的祖先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摔跤。路南的摔跤活动是一种对抗性的竞技运动,后来又成了祭祀神灵的一种活动,在重要的祭祀性节日中,都要举行摔跤活动,如密枝节、火把节等。当祭祀庆典将摔跤作为手段和内容的同时,也为摔跤提供了必要的活动场所,使这一活动长盛不衰,同时也使摔跤成为一种军事教育的手段,进而又演化成为一种集健身、娱乐、竞赛为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在清末民国初年,路南彝族举办摔跤活动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摔跤的日子由毕摩选定吉日。当祭祀的日子选定后,就要准备牲畜和贡品。参加摔跤的人仅限本村或一起来参加祭祀的邻近几个寨子的人。祭完神灵之后,就将牲畜宰杀分食,并且祭祀期间不准干活。庆祝活动开始了,村里的毕摩和长老领头,人们用竹竿抬着“挂红”用的长红布条跟随其进跤场绕场一周,毕摩在竿旁烧香祭祀神灵,并吟祷词:“请求天上的神,地上的神,管牲畜牛羊的神和各位众神,保佑羊无病,人畜平安,风调雨顺,人民幸福。”接着小伙子和姑娘们就围着“挂红”的竹竿跳起敬神的舞蹈。有的地方还要耍刀、打霸王鞭、舞流星锤、三尖叉等。众人齐谢神灵完毕,摔跤活动就开始了。“挂红”作为压邪气、喜庆胜利的象征和男子汉勇敢与力量的象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摔跤比赛一般都在中午开始,首先呜炮奏乐,主事讲话,对到会者表示热烈欢迎。比赛开始,裁判员领着几对 10 岁左右的小跤手,边绕场地边大声吆喝:“要摔跤的快下来 ! ”场外的小跤手应声纷纷出场,赤脚裸胸,腰系一条红布带,各自找对手比赛起来。连胜二人的,当时就奖给~条红布带,胜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由裁判员报记录员,记上姓名和村名。晌午,小选手的比赛基本结束,青壮年的比赛又马上开始。入场的青壮年跤手一对对“躬头相向,手前后盈如钟摆坠,然足越趄行如斗鸡作然,久久交手,有如鹤舞,有如龙骧,有如滑鳅,有如狮搏,时上时下,时复时翻”。至日偏西,远近闻名的“大力士”摔跤好手才跚跚入场,各自坐在场内等待对手。这些摔跤好手的交战把比赛推到了高潮,精彩的摔搏引起观众的蜂拥围观,激烈拼搏中的负者纷纷退出场外,到真正的“大力士”再也找不到对手时,主持人就宣 jl 布比赛结束。路南彝族这种不同年龄、不同水平、多层次的民间摔跤比赛规则,对推动比赛和培养年轻选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正是路南摔跤好手如云,后继有人的重要原因。 

3  .战争体能较量的产物——长跑与抢亲 

古代的军事活动,主要以体力的强弱决定胜负。军队要赢得胜利,就得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战争中常常需要长途跋涉、快速奔跑。先秦兵书《六韬》说:“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此话表明了跑步与跳跃本是士兵的基本技能。古时有一种侍卫,要跑在天子或诸侯王的马车前面,担任开路任务,叫做“先马走”。还有一种侍卫,要在侯王的马车前后奔跑,担任保卫任务,叫做“虎贲”或“旅贲”。他们都必须有长距离快跑的本领。因此,在我国古代,跑步和跳跃也是训练士兵的基本科目。战国时期的吴王阖闾曾要求士兵披甲戴盔,执弓荷戈,一口气跑 300 里,以训练士兵的长跑能力。魏国也要求应征的士兵全副武装,半天之内跑完 100 里路程。我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战争岁月中,充分认识到长距离快速奔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视跑步跳跃能力的训练。如元世祖忽必烈,曾专门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命名为“贵由赤”,蒙语意为“陕行者”。这支部队在训练中特别注重长跑训练,每年还要举行一次长跑比赛,来检验部队训练的成果。他们比赛的路程大约有 90 公里,比马拉松长跑的距离还长一倍。这种比赛已很接近现代的竞赛方式。比赛时在起跑点横拉着一根绳子,参赛者齐聚绳前。当号令发出,拦绳撤掉,众人便撒腿狂奔。元朝皇帝常在终点设宝座等候,最先到达终点叩见皇帝者为胜,当然他也将获得很多的奖赏和许多的荣誉。 

其实,要说战争,最早可能还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战争,抢婚正是这种战争最典型的表现。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多发生在父系氏族社会之时,而男、女性之间的战争则频繁地发生在母系与父系氏族社会的交替期。如今,在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仍“真实”地在上演。滇东北苗族的抢亲,苗语称为“觉嚷”,意为“用力强行拿来的媳妇”。这里的“抢亲”,但凡男人都要参加“抢”,而凡是女人都要参加“拆”。当男、女双方的人马聚集得差不多时,只听得“嗡”的一声,如刮风一般,只见坝子里二三百男女已扭搅成一团。几个核心人物被困在最中央。一个壮年汉子站在一个土坎上高声地吼叫着,他就是总指挥。高潮时,人群已是翻江倒海,声震田野。这不是一般的戏耍,而是真正力量的抗衡。扭搅的人群就像一个汹涌的旋涡,摔倒的人很快又爬起来,勇猛地扑向对方撕扯。围观的老年人分别用嘶哑的声音指点着自己支持的一方。平时麻雀一般欢闹的孩子早已吓得瞪大眼睛,远远地站在屋檐下观看。旋涡汹涌地上下翻腾二三个小时后,女人的阵线开始崩溃,男人的阵线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流。那位抢姑娘的伙子便一下把姑娘抱起,发一声喊冲出女人的防线,被那强大的人流席卷而去。女人们也不再追赶,她们一个个气喘吁吁,可是却在唏嘘中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据说,过去的场面还要比这大得多。只是新社会被抢去的姑娘要自愿,这门亲事才算,而过去只要被抢去了,不愿也得愿。 

4  .战争创造的体育精华——武术 

武术,是战争创造出来的体育精华。远古时期,人们经常要对付野兽和他人的进攻。同样,为了维持生存,人也常常要攻击野兽和他人。无论自卫还是进攻,都需要一定的格斗技巧。这些技巧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积累起来,就成了武术的萌芽。当然,这种萌芽是在战争的土壤中快速地生长起来的。在古代战争中,敌我双方面对面撕杀时,除体力而外,格斗技巧也是一个重要的胜负因素。体力只是表明一个人有没有力气,而技巧却是指导人如何巧妙地用力。力虽大而不善用者,不一定能在格斗中取胜;力虽小而善用者,仍可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所以古代战争需要武术,武术也正是在战争中日趋成熟。 

云南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也创造出了不少的武术种类,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徒手拳法和器械武艺。这些曾在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伤人或杀人手段,随着备民族的社会进步,其残酷野蛮的内容逐渐消逝,而健身、娱乐、审美的内涵逐渐增加,从而成为多姿多彩的民间武术体育项目。在各少数民族武术的演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普遍的趋势:“武”的因素越来越少,而“术”的成分却越来越多,融攻防动作于舞蹈动作之中,使武术日益与艺术相结合。这充分表明了少数民族人民厌恶战争,追求和平,反对残酷杀戮,企望回归自然的愿望。如傣族武术、彝族武术、景颇族武术、回族武术、阿昌族武术、东巴武术、布朗族武术等,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傣族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两干多年前的汉代,傣族武术就有了雏形。在唐代,属南诏地方政权统辖的傣族地区,就已制定了秋后练习武术、刀剑的军事制度。当时傣族子弟组成的“白衣没命军”,是南诏军队中的精锐军。《马可·波罗畴纪》中说傣族“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马外,不作他喜……”从寺庙中发现的反映傣族武术的壁画可以看出,过去傣族武术的军事性是很强的。土司头人在各村各寨常备土官“昆憨”,他们负责在农闲时节召集本村青年习练武艺,有专门拳师教,也有的是自己出钱请拳师教。凡是男子必须学会几套拳术,逢年过节赶摆饮酒之时,就要在一起比试武艺。功夫高超者,自然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了。现今的傣族武术表演性越来越强,它分为拳术和器械两大类,其动作变化节奏较大,突快突慢,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简洁朴实。其中的孔雀拳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象形拳,这种拳通常在链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表演,它吸收了太极拳、长拳、绵拳和气功的特点,外柔内刚,手法飘灵,脚步轻盈。孔雀拳还讲究;动作的柔韧性、韵律性以及缺、手、眼的协调配合。它摹仿孔雀的走步、点头、展翅等动作,把攻防技击之术,隐化于优美的动作之中,藏威而不露,却如高贵的孔雀仪态万方,翩翩动人。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武术在各勐(傣族过去的行政区)还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及严格的程式,也有自己固定的动作图形和欣赏标准。全地区武术各项目共有 130 多项攻防布局,套路内容充实,技艺高超,可称得上既博大精深又富有民族特色。 

同样,回族的武术也以其种类之多、技艺之精而著称。回族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优秀的武术家,他们有的自创武术套路,有的吸收改编他人的武术套路,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武术宝库。回族武术非常强调实战性:,动作朴实,以力见长。回族练习武术首先要练石锁,以增强体力。石锁用重十余斤的石块凿成,安上一根木柄,形状如同一把旧式大锁。演练时用手握住手柄作举、摆、抛、接等动作。技艺高超的武士玩弄十余斤的石锁如同儿戏,可以变换多种花样。时而弯腰蹁腿,把石锁从胯下抛起,时而猿臂轻绕,从背后接住;既可单人演练,也可两人对接,运动量很大,但非常有趣。回族武术的主要种类有:“教门弹腿”、“查拳”、“通臂劈挂拳”、“心意六合拳”、“八极拳”、“穆林十八肘”、“回民七势”等。教门弹腿从回族原始武术演化而来。在清代陕西回民起义军中,弹腿为其士兵必练的架子功,之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弹腿套路严谨,骨力筋道,静则端正舒展,动则出击迅速。进攻时以脚为拳,踢、蹦、撑、绊、里合、箭弹,双手用于防守,冲、搂、推、架、盘、肘轮、劈。 

5  .战争中产生的器械武艺 

器械武艺是武术的“半边天”。在古代战争中,使用兵刃进行格斗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王于兴师,修我矛戟”的诗句。可见,要打仗必先造武器已是人们的共识。在云南出土的上万件青铜器中,以青铜兵器的数量种类最多,主要有矛、戈、剑、钺、镞、镦、戚、狼牙棒、箭筋、弩机、盔甲等,这些兵器反映了当时云南古代民族军事武艺与武器的发展状况。 

秦汉以来,云南少数民族多次历经战争之苦。自公元前 316 年到公元 1803 年的 2119 年间,仅史籍记载的云南地方与中央王朝间的征战就达 101 起。而各民族、各部落间的反抗、倾轧战争更是此起彼落。从许多云南青铜器文物中,我们可管窥到古滇民族武艺与战争的历史情况。如考古学者在滇池东岸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古墓群中发现古兵器 1000 多件,其中有些兵器是当时中原地区没有或罕见的。更为珍贵的是,在其中一件铜贮贝器上还铸有古代部族军±短兵鏖战的生动场面。该图所表现者为古代滇族与昆明族的战争。现存铸像 18 人,其中滇族武士 11 人,其余为敌方。滇人甲胄乘骑者 4 人,居中特大者为主将;步卒手持刀剑、方盾,奋勇作战。铸像按情节可分 5 组:一将纵骑冲杀,敌军尸横马前;一敌惊惶坠马,骑士挥刀欲砍;败者虽处劣势,仍在浴血奋战;滇兵持弩执盾,乘胜追杀;胜者清理战场,押送俘虏回营。此作品反映了战争临近结束的瞬间场景,场面攻防皆有,攻者勇猛,防者顽强,生动形象地将我们带入硝烟弥漫的古滇沙场。 

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另一具铜质贮贝器的腰部图纹上刻有 8 个手持弓、矛、剑、斧、棍等兵器的半裸男子,他们正在习武演练。图中的 8 个武士均为古代的滇族人,他们手持不同的兵器,动作形态各异。其动作既像列队练武,又像出征奔袭,还像“大丧先枢,及墓入塘,以戈击四隅殴方良”的殡葬仪式。 冯汉骥 先生也曾将此图景考释为“报祭”之场面。在今天路南、晋宁等县的彝族群众的出殡过程中依然留存着这种古老的习俗。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左右佩腰刀,喜斗好杀,多养义士,遇战斗,视死如归。”史籍的记载与青铜器体育文物一道印证了云南少数民族尚习武艺的历史。以乌羽为饰是西南古代民族的普遍爱好。在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云南铜鼓上,就铸有许多头插乌羽的人物跳舞、划船的形象。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扣饰上也铸有头戴羽冠的族人头领骑马游猎的图像。羽饰,既是古代云南民族美的展示,又作为一种尚武标志,屡屡出现于民族的战事与宗教场景,显示出西南古代民族威武雄壮,强悍粗犷的尚武风貌。 

现今,在云南少数民族中间仍广泛流传着许多器械武艺。彝族以爱刀著称,成年男子不论身份地位均佩长刀。据说男孩出生时,其父母就以铁三四十斤入火烧锻锤炼,以后每年都要将这块铁炼上几回,直到男孩十五六岁时,这块铁只剩七八斤了,父母就用这块铁打造成一把长刀供孩子佩带。凉山彝族的佩刀为曲形,刀体肥阔,刀锋尖锐,木柄有箍,有的以金银镶把,刀鞘有双环和皮带。彝族练习刀法以树为靶,有“剔树头、剔树枝、砍树干、剥树皮、拔树根”等方法。还有一种刀法叫“木此额簿惹”,即带着护肘握刀交锋。他们用破布、麻绳将树皮木片捆在肘上做护手,右手握刀格斗,左手格挡泥块或石块的投射,形成右攻左防的基本方法。过去打仗时,彝族武士常用飞刀击敌,命中率很高。在现时的表演中,武士可把刀抛向十多米高的空中,然后再稳稳接住。也有人在抛出刀后,能以各种花样跳跃几次再将刀接住,既惊险刺激,又富于艺术魅力。 

战争是体育的摇篮,云南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战争中,不断地发展着自身的体能和技能,并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战争手段。而一旦少数民族人民走进了新社会,摆脱了战争的恶梦之后,这些战争手段中野蛮残酷的内涵宣告结束,从而演化成今天少数民族民间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 

“ 八神交流”中产生的民族体育 

1  .宗教与体育的不解之缘 

宗教是人类的种精神生活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只有当人们有了某种精神上的需求,当人们感到自己渺小无力而需要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的帮助时,才会去幻想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才会去想像一些自己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神灵的存在,因此才会产生宗教。由于原始人自身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相应的语言能力还很低下,所以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宗教信仰或宗教幻想,需要与神交流时,总是以行为的方式把这些幻想表露出来,总是通过各种活动来与神对话。人们要通过这些活动与神交流,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神,也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有时候人们还企图通过某些活动来强迫神灵服从他们的意愿。所以,宗教活动总是在一种内在信仰的支持下,通过某些外在的行为而实现人神交流。当人们有求于神,希望神灵满足他们的愿望时,他们也给神献祭,并把他们要做的事以及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表演一遍,通过这种表演把自己的要求告诉神灵。当人们碰上了灾难,他们就会认为是恶鬼作祟,所以要通过一些他们认为恶鬼害怕的动作来迫使恶鬼离开。正是在这种用人的动作来实现人神交流的过程中孕育出了许多的文化形态,我们所说的“体育”也是其中之一。 

体育与宗教可以说是有着不解之缘。宗教的活动可以孕育体育的萌芽,可以成为体育的源泉。同样体育的发展又会产生新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绪,甚至一些新的崇拜方式。我们都知道,最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为了祭祀古希腊众神的。人们通过展现自己的竞技水平来赞颂神,来向神表达自己的能力,甚至有点夸耀的味道。在古希腊,运动会上获胜的人,就会被人当作神一样地崇拜、敬仰,认为他已经具有了一些神才能具有的能 力。在古代印度,瑜珈首先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是作为一种修行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当人们逐步地抛弃这些活动中的宗教内容时,体育就不断地独立出来了。当宗教在孕育体育时,人们注重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或称为物质的方面,即宗教的各种活动。当人们在进行各种宗教活动时,越来越忘却了它的宗教内容,逐渐地抛弃了它的娱神性,把娱神活动变成了一种娱人的活动。现代体育使人迷恋、使人狂热,甚至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当然,我们不能把现代体育和宗教相提并论,宗教的狂热和体育的狂热之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但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这种形式上的相似,这正是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我国各少数民族有许多的体育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宗教活动。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为低下,他们的许多体育项目与宗教活动的这种联系还很清晰地保留着。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可以发现许多还没有独立出来,仍然属于原始宗教活动的体育萌芽。如云南南部的彝族妇女,每逢旱灾,就要以一种裸体摔跤的形式来祈天降雨;我国一些地区的藏族人民以射箭的方式来纪念民族英雄格萨尔王;云南景颇族为亡者送葬时跳“恩载载”,使死者的灵魂平安升天。这些活动都具有体育的萌芽形式,但又是与神交流的一种方式,是娱神的一种方式。当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界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之后,人们会发现虽然自己尽了努力,认真严肃地做了一切,但自己的愿望还是不能实现。长此以往,这些活动的宗教意味越来越淡薄,逐步地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聚会、娱乐和体畜活动。 

2  .神与人的盛会——目脑纵歌 

“ 目脑”为景颇语,意为大家跳舞。据有关专家研究认为,“目脑”原本是景颇族祭祀天鬼木代的仪式,后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每逢战斗胜利、五谷丰登、婚嫁喜庆或节会,都要举行目脑纵歌。盛大的目脑纵歌一般都安排在农历正月中旬以后的几天,日子要取双数日,忌单数日。举行盛会的那天,景颇族人人身着盛装,一早就汇集到目脑广场。广场的中心竖着高高的目脑柱。目脑柱是用高约 20 米 的两块木粟板构成,右侧的木板上画着蕨菜,象征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左侧木板上画的是个四方形等分成 3 个三角形的图案,分别涂上 3 种颜色。两块木粟板之间交叉着两把大刀,这是景颇族人民英勇、刚毅性格的象征。在广场两旁还各有一块高 8 米 左右的木板,上面画着各种有趣的图案,象征着子孙的兴旺。上方的横匾上画着喜马拉雅山,据传那就是景颇族的发源地。下方的横匾上画着农作物和家畜,是幸福生活的象征。同时,两旁高台的木桩上还挂着 8 个直径 1 米 左右的链锣,两个长 2 米 的大皮鼓和其他众多的乐器。舞会开始前,一队景颇族男女手捧米酒、糯米、红枣等食品入场,代表本民族向前来参加舞会的各民族同胞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接着,威武剽悍的景颇族男子对天鸣放火炮,宣告了盛会的开始。霎时,高吭的鼓乐旋律顿起,在“哦啦 ! 哦啦 ! ”的欢呼声中,数以万计的人们迈着刚健的舞步进入舞场。那剽悍的男子手持闪亮的长刀,似出征的勇士;丰满美丽的景颇族姑娘舞动着手帕和彩扇,似翩翩起舞的蝴蝶。被选做“脑双”的姑娘(有的地方是选德高望重的老年男子),头戴孔胜利地到达目的地,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是相当明了的。企图通过人本身的一些具有象征性的活动控制自然或社会,就是最初的巫术。 

赛龙舟在初创时也只是一种巫术,是一种企图控制自然或社会的宗教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是与支配自然或社会的神进行交流,想要通过控制“龙舟”的活动来制服“神”,让神满足人的愿望。这种活动的心理感受是宗教幻想的满足感,以为只要举行了这样的活动,自然就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活动有严格的宗教规范,有规定的议程,规定的形式,甚至只在规定的时间节令举行,具有非常明显的宗教特征。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人们了解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就会逐步地抛弃或者说遗忘了赛龙舟活动的宗教内容和宗教意味。作为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赛龙舟虽然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但再也不是为了与神交流,而是为了较量人自身的技能和力量并决出胜负。人们在进行这种活动时所得到的并不是虚幻的宗教满足感,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快乐感以及在比赛获胜时的自豪感。过去的宗教规范也逐步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明确的比赛规范,如国家体委已经制定了龙舟比赛规则,规定龙舟的长度是 18.4 米 ,锣鼓手和舵手各一人,划手 20 人。这些规则使龙舟比赛更富有竞争性,更具有体育意味。 

3  .驱鬼与死魂灵的慰藉——木雀舞、东巴跳 

木雀舞,哈尼语称“阿依搓”,原是一种宗教性的舞蹈。木雀舞是送葬舞蹈,在过去必须是做过官,而且献祭了 3 头牛的人才可以享受。木雀舞的是专门的舞师,舞蹈动作有 12 套,都是表演性的,且每套都有固定的内容。如表现死者在世时头戴官帽的威风即为一套,表现他统帅部属的神气也是一套,表现他的功绩显赫又是一套,等等。每一套中有固定的基本动作,也有即兴发挥的动作,通过这样 些动作,表现死者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可以到阴世中享福。舞前,舞师要用木头雕刻两只生动的木乌,舞蹈时两位舞师一手举木雀,一手舞扇子作为领舞,通常还有 4 、 6 、 8 、 10 这样数目的人作伴舞。作伴舞的人们手拿一个竹串板,鱼贯尾随舞师舞蹈,形成圆的队形。竹串片是用手指样细的竹片经皮条、绳子穿成,下边连着一个宽的大竹片,类似于金钱板。伴舞的人们一边舞一边抖动竹片串,打出“ 咵咵咵、咵咵咵 ”的节拍。人们依节奏而起舞,舞蹈动作有跳、腾、跌、扑、前仰后合,复杂多变,有较高的技巧性。今天,木雀舞已被文艺工作者改编成为娱乐性舞蹈上演,改编的木雀舞既充分发挥了原舞的表现特点,又比原舞更加灵活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纳西族东巴跳是另一种来源于宗教活动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纳西族人民主要生活在云南西北部的金沙江中上游地区,信仰东巴教。东巴教的祭司称为“东巴”,东巴祭祀活动分为文武两道场,文道场念经,武道场跳神,这种跳神活动就称为东巴跳。东巴跳多在祭祀、婚丧、节日、战争前的祈祷或胜利后的祝捷时由东巴们集体演练。根据纳西族传说,东巴教的创始人,也是纳西族的第五代祖先,叫做东巴萨勒。他在天上学了本领后回到人间为人驱鬼时,就采用了跳神的动作和场面。东巴萨勒驱鬼带了一大伙徒弟,有 360 个跳神的, 400 个吹法螺的, 500 个敲鼓的,声势浩大,震天动地。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的东巴跳是对东巴萨勒驱鬼场景的模拟,最初可能是为了保证驱鬼成功而举行的巫术活动。人们企盼通过各种动作的演练,使神了解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能力,来迫使神保证自己的胜利。东巴们举行东巴跳这种祭祀活动,扮演着神的角色,表现的是神的力量,因此人们无论在跳还是在看东巴跳时,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威力和一种获得神灵庇佑的宗教满足感。东巴跳有很多的宗教规范,如《蹉磨蹉》一书中就对东巴在何种场合应该跳什么动作做了严格的规定。每一次进行东巴跳时,都要根据对象和场合来确定要杀多少牛、要念什么经、跳什么动作,同时对东巴们所穿服饰、所用法器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纳西族逐渐地从东巴跳的动作中提炼出一套套攻防兼备、古朴实用的武术动作和雄浑粗犷、生动夸张的舞蹈动作。其中的武术动作有刀、剑、矛、棍和拳各种套路,以刀为首。东巴们头戴五佛冠,身穿星月服,右手执钢刀,左手持法器。东巴们代表着各方神祗,在亮相动作之后,便开始对打,再继之以集体厮杀,既有个人武功的精彩表现,又有集体队形的复杂变化,场面惊险,扣人心弦。东巴跳以跳为主,演练时经常要在几张桌子或高台处跳上跳下,主要动作套路有大神练刀跳、磨刀跳、盾牌跳、弓箭跳等。跳的时候重心偏低,多用弓、马步蹲姿。通过对东巴跳的动作进行整理、加工,现在的纳西族东巴跳除了原有的宗教含意外,已经开始加入体育活动和娱乐表演活动的因素。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东巴跳作为表演项目已经让广大观众大开眼界。这表明东巴跳已经开始从一种宗教活动向体育活动、艺术活动转向了。在体育场上向全国人民展示纳西族的悠久文化时,东巴跳令人所获得的肯定已经不是宗教的满足感,而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了。过去的宗教规范现在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人们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非宗教场合举行东巴跳了,而且东巴跳的主体、对象、形式、内容都产生了许多的变化。不过,东巴跳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东巴跳仍有浓厚的宗教意味,还不能算做真正的体育活动。这种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形态,正是我们研究体育史、特别是研究体育发生学的极好对象。当我们对东巴跳这样具有民族特征的活动进行整理加工时,应该作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保留其传统性,应有一部分东巴专门从事传统东巴跳的研究与演练,如果没有这种工作,东巴跳就会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一般的舞蹈或武术;二是强化其表演性和运动性,由一些艺术家、体育研究者专门挖掘其中的艺术和体育素材,进行加工提:炼,使其具有一定的体育或艺术规范。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工作,东巴跳就不能普及,不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生命力。 

生活在云南西北部的独龙族擅长狩猎,当他们独自进山时只打一些小野兽,而要打大野兽时,就会组织集体狩猎行动。独龙族人民打猎的主要工具就是弩箭,每个青壮年男子都必须学会射弩。在集体打猎中,为了识别谁射中野兽,每个猎手都把自己的箭做上特殊的标志。谁击中野兽,在分配时就把兽头和兽皮分给他,以示奖励。猎手们则喜欢把兽头和兽皮挂在门前,夸耀自己的成就。独龙族有一种独特的祭山神活动——射弩。他们在庆祝新年时要举行射猎庆典。各家各户都用养麦面捏成各种野兽的形状,如野牛、熊、野猪等,然后把它们放到寨外坡地上排列起来,摆上水酒,全寨男女老少被召集来祭祀山神。大家在长者的带领下向山神祈祷,祈求用面捏的野兽向山神换取真的野兽,保佑狩猎成功。祈祷之后,人们将面兽扔在山坡上,用弩弓射击来预卜狩猎收获。如射中,就捡回来烧吃,预示将有好的收获。在集体入山打猎之前,有时也举行祭祀山神的活动。独龙族还用酒和面兽作为祭品,唱道:“我们将酒和面兽献给你——山神,用熊换熊、虎换虎、野牛换野牛,一点也不亏你。”唱完后,人们在. 60 米 外的一棵大树上砍去一块树皮,用木炭画上各种兽形,猎手们张弩竞射。有时还将兽皮作为靶子来进行卜射。这种卜射,本是一种宗教活动,是在神面前的一种预演,是想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神,让神满足这种愿望。人们在举行这种活动时,用象征性的射弩来模拟真实的狩猎,在模拟中获得信心、满足或安慰。这种祭山神活动实际是远古人类狩猎巫术的遗传。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的模拟活动获得成功,那么在正式的狩猎中也能获得成功。所以,他们很虔诚地进行祈祷,认真地作各项准备,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射弩本领。事实上,这种模拟活动就是一种练习或学习过程,只不过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当人们认识水平提高之后,宗教的外衣就被剥去,它的体育实质就显露出来了。人们逐步地理解了这项活动中对狩猎惟一有帮助的,并不是祈祷,也不是用面兽献祭,而是射弩本身。因此,人们对这项活动中的祈祷或献祭内容逐渐淡化,而突出了它的体育,性质。 

各少数民族在从宗教走向体育的过程中,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各方面的转向,逐步地抛弃了在过去的愚昧时代形成的宗教观念,树立起了强身健体的意识。不过,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与各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有特殊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急于对这些宗教活动作彻底地改造,应该让各民族人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自己来实现备方面的转变。 

民俗活动延伸出的民族体育 

1  .民俗与人类的情趣 

民俗蕴藏于民间生活之中,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不同民族的社会中,传承着不同的民俗事象。同一类民俗事象在不同的民族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往往通过其民俗来显现。人是富有思想情趣的动物,同时也是社会, I'VE 的动物。人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活着的,人的生存意义也并不仅在于个人自己的生存。除了有自己喜爱的乐趣,想使自己生活得更快乐、更有。情趣外,任何个人的生活目标也必然包括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因此,人类社会除了生产、战争和宗教等活动之外,还有一个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民俗活动。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认真地思考生活本身的内容,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的想像和思考的结论通过民俗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俗活动的功利色彩较之生产活动、战争和宗教来说显得不太浓烈,它的目的主要是人们通过玩乐、嬉戏,从中得到乐趣,怡情悦神,让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增进友爱,心灵得以沟通。当然民俗活动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民族的世界观、自然观以及其他方面的认识,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有意识的,而是一种变形的折射式的反映。有许多民俗娱乐活动,会使人难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其目的性及为什么要这样玩的理由,这正好说明了民俗活动的来源是复杂的。任何一种民俗活动都具有其地方性、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变异性。也就是说,无类哪一类民俗事象,都会受到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不同程度地染上地方色彩,体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和乡土特征。它还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变化。作为世代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民俗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带有规律的相对稳定性,同时,在其流传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包括自发的变异与人为的变异。 

2  .高山峡谷的地域特征与体育 

云南的少数民族,有的生活在高山峡谷、崇山峻岭之中,有的生活在高原和草原上,有的生活在倚山傍水、风光秀丽的坝子上。不同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其谋生和生产活动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由此而孕育出的民俗活动更是五彩纷呈,各有千秋。 

生活在高原和草原上的藏族人民,在漫长的牧业生活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马上本领,在马背上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有赛马、马上射箭。农历四月,德钦藏族举行射箭节以纪念格萨尔王。届时,人们分成几队后,在相距 50 步处各立一靶相对,射手可选任意方向射箭。比赛中每人每轮可以射一对箭,凡男子都要射箭,老人和儿童由人代射。射前要饮酒,唱射箭歌。每个箭手准备一根木棍,中靶一次刻一道记,以每队全部人射箭中靶之多少定胜负。人们在这一节日里游于山间,或载歌载舞,或射箭比武,或唱叙格萨尔王,追忆祖先的业绩,以此方式紧紧维系民族的感情。在中甸的大草原上,藏族还以婚礼赛马的方式迎亲。按当地藏族习俗,一家人不论有几个儿女,长女总是留在家中掌管家务,招女婿上门,其余子女或上门或出嫁。招女婿上门的方,首先在亲戚中邀请位好骑手,在结婚之日骑上骏马,到男方家迎接新郎,新郎家中由亲属组成马队送亲。当马队浩浩荡荡穿过草原、丛林来到离女方村寨二三里时,前来迎亲的骑手甩过哈达,即策马往女方家里跑,送亲的马队紧追不放。当然,因为女方派出的骑手马好,骑术又高,送亲的马队是没法追上的。假如追上,则会被视为不吉利。当迎亲的骑手到达女方家时,任务完成,婚礼赛马也宣告结束。除射箭比赛、赛马外,还有赛牦牛等独具地域特征、民族特色的比赛。 

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风光旖旎,沟河纵横,气候温热,植物繁茂,其民俗活动也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民族特征:一是与水息息相关,如泼水节、赛龙舟等;二是极富浪漫气息,如丢包、堆沙、跳。孔雀舞、放高升、跳象脚鼓舞、串姑娘、新婚贺新房、拴线礼等;三是蕴含了强烈的武术气息,如象牙拳、马鹿拳、虎拳、抓灰拳等,又如妇女纺线、猪摇尾巴、斗鸡、猴子戏耍以及风吹芭蕉叶时的摆动,这些动作都由人模仿成了相应的武术动作。一套模拟在深山老林中与蟒蛇搏斗情景的傣族刀术,曾在 1979~ 南宁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上获一等奖。 

云南大理,素有“风花雪月”四绝之美。苍山洱海那美丽无比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白族人民许多独特的民俗事象。这里有绕三灵、蝴蝶泉的浪漫气息,有耍海会上赛龙舟的龙腾虎跃,有火把节、星回节烈焰般的激情,更有三月街中一览无余的富庶繁荣。 

当然,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是生活在高山峡谷、密林深处的。他们为了保护庄稼、防身、狩猎以及丰富自己的生活,逐渐形成了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具有山地民族特色的各类体育活动。如被誉为“高山峡谷主人”的傈僳族、独龙族,信奉“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的哈尼族,具有精通武术传奇人物的德昂族,怒江两岸的怒族,滇西北高原上的普米族,滇西哀牢山密林中的拉祜族等,盛行射弩、摔跤、武术、打磨秋、打陀螺、打弹弓等体育活动。弩弓和箭是这些民族男子汉的随身之物。拉祜族的神箭手,可用箭射刀刃,箭射出,箭杆和箭花都被劈成两半,怒族的神箭手可以把箭射到很小的铜钱眼里。傈傈族在历史上也有“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的称颂。这些民族的男子生前与弩弓、箭包为伴,死后弩弓和箭包也就成为随葬品。总之,一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劳动方式,并由此演化出具有民族特征的民俗事象及体育活动,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3  .风花雪月的地域特征与体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云南少数民族的姑娘与小伙,对美的认识有自己的看法。姑娘爱小伙的勇敢、强健、活泼、聪明,小伙爱姑娘的美丽、勤劳、巧慧,所以在他 ( 她 ) 们的情场上,只有通过展示这切,才能获取爱情,而最好的展示方式,就是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活动。如基诺族的“顶竹竿”、怒族的“乍郎抛”、水族的“赛马”、景颇族的“爬滑竿”、彝族的“摔跤”、苗族的“斗牛”、藏族的“骑马射箭”等,是力量的较量,也是智慧的竞赛。独占鳌头的小伙子,必然是姑娘们心目中美的偶像。如彝族摔跤场上的夺冠“大力士”,倘是未婚的小伙子,他将会得到无数姑娘的青睐。哪怕他一贫如洗,没有聘礼,村里最美丽、最富有的姑娘都会愿意嫁给他。相反,如果哪个小伙子不会摔跤或是摔得不好,就会被人瞧不起,被视为胆小鬼或是无用之辈。从这个角度来说,独特的审美观、择偶观,使得云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成了体育竞赛活动的强心剂,它不光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还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体育活动朝着深入而又广泛的方向发展。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有趣的青年社交活动,与“风花雪月”的良辰美景相映成趣。《诗经》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是乡间常有的果子,也是女子身边所有之物。一个“投”字,活画出女主人公热情、活泼、勇敢的性格。男女之间强烈的爱情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而是用“投去一个瓜”这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无独有偶,云南的傣族、壮族、基诺族的姑娘,也是用“抛''的方式向对方表达。炽热感情的,只是木瓜已变成了精美的“花包”了。如傣族的丢包,初时是两边乱抛,那花包犹如只只蝴蝶穿梭于花丛中,有时几个人去抢一个花包,碰得人仰马翻,惹得旁边的人笑弯了腰。有时趁你不注意,一个花包飞到鼻尖上,吓得你倒退三步,又是 阵哄笑。大家尽情地丢,尽情地笑,直至意有所属时,花包就长了“眼睛”,直向意中人飞去,若对方无意,可以避开不接。当然,有意者就会尽力去接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花包,接不着花包,就算输了,随便又寸方要自己身上带的东西。如果姑娘留下了要去的东西,就谠明她已爱上了这位小伙子,暗示小伙子可以找她进一步谈情说爱了。这类既怡心怡情又强身健体的社交活动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至今保留着,如苗族能“花山节”、布依族的“跳月”、藏族的“跳绳”等。每到特定的节日,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相约在一起,或采花、或跳舞、或对歌、或举行丰富多彩而有趣的竞赛活动,增进友谊,增进了解,最终获取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在活动中,求偶是目的,却不是惟一的目的,怡情怡心,强身健体,才是这类活动最具魅力的内核。 

4  .理想与追求中孕育的磨秋 

民俗活动不像生产、战争和宗教活动那样总与某些功利的目的相联系,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玩,为了让人在玩乐中得到乐趣,让人在玩乐中增加团结友爱。我们知道,各少数民族大都把一些本民族古代的传说、神话等作为民俗活动的根据,以这些传说为基础来设计民俗活动。如彝族磨秋就是根据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而创造出来的。彝族人民相信古时候有过一段黑暗时期,既不下雨也不出太阳,庄稼干枯,河水断流,人们都纷纷染病,死的死,逃的逃,情景十分悲惨。为了说服老天爷,有一对兄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用两根木头做成磨秋,兄弟俩坐上磨秋到天上说情。他们整整打了 15 个昼夜的磨秋,终于说服了老天爷,天上下起大雨,继而阳光普照,人们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此人们就用打磨秋来纪念他们的功劳。在实际的打磨秋活动中,青年男女们尽情地表现自己的高超技巧,尽情地欢笑玩乐。他们在玩乐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许多青年男女只知道打磨秋是一种快乐的社交活动,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来历。同样,各民族先民创造这些民俗活动也不是用来锻练身体的,但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有一部分确实可以在玩的同时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这一部分民俗活动就具备了逐步发展成为体育项目的条件,就成了少数民族体育的萌芽。 

除了彝族之外,我国约有 20 多个少数民族流行着磨秋和秋千之类的活动。各民族的这些活动发生都很早,并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举行时间上看,各民族大都在秋收之后举行此类活动;从活动方式上看,各民族都采用旋转、摇荡的方式产生一种从地下到天上的感觉。旋转方式称为磨秋,摇荡方式称为秋千。如彝族磨秋是在地上立 1 米 多高的竖杆,顶端做成磨心,再用一根 6 米 多长的木杆做成横杆,中间凿孔套在磨心上,横杆即可在竖杆上旋转了。人就骑在横杆两端表演各种动作。土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轮子秋是利用一个可在竖杆上旋转的转盘,上面系一些绳圈,人在绳圈上活动,利用转盘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升上高空。秋千的做法较为一致,大都是在一高架上拴绳悬垂下来,底部安一踏板,人在踏板上摆动,巧妙地利用绳子晃动的惯性,越荡越高。从来源上看,各民族所依据的传说大都是神与人或人与人交往的故事。如云南哈尼族传说,每年举行苦扎扎节时,天神“摩米”会派小神“威嘴”骑着白马来到哈尼山寨,人们要竖立一根磨秋桩来迎接它。人们得先让这个小神骑磨秋转一圈,然后才能自己骑上去。磨秋要从原始的民俗活动转化为体育活动,必须经历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我们从一些民族的磨秋活动中可大致看到这种演化的轨迹 。 

有许多民族的磨秋活动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状态,有的还带有一些宗教色彩。在这一阶段的磨秋活动中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游戏性很强而竞争性很弱。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原始民俗活动阶段。彝族、普米族、白族、纳西族、阿昌族、景颇族、怒族、拉祜族、傈僳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磨秋或秋千可能都属于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磨秋活动的游戏性、社交性较强,人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活动来丰富生活、进行交际而不太注重比赛的胜负。 

我们注意到,在一些民族的磨秋活动中已经产生了些变化,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竞争性和竞赛倾向,正处于向体育活动过渡的阶段。满族的秋千和哈尼族的磨秋可以说处于这个阶段。荡秋千是满族人民的传统节目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在满族聚居的村落和堡子里,农闲时节将秋千架竖在打谷场上,或拴两条绳子在老榆树枝上,上系木板,秋千就架好了。年轻人常常举行荡秋千比赛,以荡的高低论胜负。哈尼族在过苦扎扎节时必定要玩磨秋。过节的后三天是打秋的日子,不能下地劳动。人们自动地组成一支支串寨队伍,参加各村的撵磨秋活动。每到一个秋场,便要进行比赛,以争高低。尽管这两个民族的秋千或磨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为了丰富生活、加强交际,但其中包含着的竞赛意识已经有所增强,人们已经开始从竞争胜负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和进行交往了。这种转变或许会让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原始民俗活动向体育活动迈进的一个必要步骤。 

近年来,由于许多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对一些有条件的民俗活动进行了加工改造,制定规则,组织较大范围的比赛。一些民族的磨秋活动已初步完成了向体育活动的转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民族体育项目。 

                    

《云南民族体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作者: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饶 远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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